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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當前,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複雜變化,而這一新形勢對凝聚力、穩定性、安全度提出了新考驗和新要求。就凝聚力而言,應通過共富消除貧富分化,通過共享消弭階層固化,通過價值建設克服以經濟手段解決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的局限;就穩定性而言,應通過社會整合消弭社會裂痕,通過價值整合建構韌性社會和有機的社會團結;就安全度而言,應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統籌國家安全和世界安全。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意味著中華民族基本實現了“富起來”的戰略目標,意味著“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從而可以“爲人類作出更大貢獻”。與此同時,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我國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發展仍然是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

  這就是說,當前我國在取得巨大發展成就的同時,還存在著諸多發展中的問題,甚至是結構性的矛盾,突出地表現爲“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複雜變化”。這一新形勢表明,我國發展既面臨重要的戰略機遇,又面臨嚴峻的風險挑戰;同時,這些機遇和挑戰都因新形勢的出現而發生了新變化。那麽,“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複雜變化”這一新形勢對凝聚力、穩定性、安全度三個方面分別提出了哪些新考驗和新要求?在某種意義上,這些問題可以歸結爲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發展與安全的關系問題,即如何做到在發展中保安全,在安全中得發展。可以說,處理好發展與安全之間的關系,把握好發展中的凝聚力、穩定性、安全度,已經成爲化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爲人類作出更大中國貢獻等重大問題的前提。


凝聚力:共富、共享與價值建設


  所謂凝聚力,通常是指在共同的利益和價值目標的作用下,政治共同體各成員連結爲一個有機整體的聚合性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凝聚力是一個國家國民團結程度的晴雨表。如果一個國家有凝聚力,那麽這個國家就表現爲國民之間相互團結。凝聚力越強,國民就越團結,因而有助于克服國家發展過程中遇到的任何困難,進而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如果一個國家的凝聚力下降,那麽就會面臨走向解體的可能性。凝聚力越弱,國家就越混亂無序,並必然導致國家治理能力的弱化。

  通常地,凝聚力來源于國民的政治經濟效能感,以及由此而生成的政治價值、政治心理歸宿感。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凝聚力的大小反映著國家對國民經濟利益和政治價值的整合協調程度。由此,凝聚力成爲影響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實現,進而影響國家政治安全的重要內在因素。

  就我國的凝聚力而言,在不同曆史時期表現出不同的內容和形式,但總體上都可謂強大。面對挑戰和困難,我國並沒有止步不前,而是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社會等多個領域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解決了長期困擾民衆的溫飽問題,較大地改善了民生,彰顯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些不僅是我國具有強大凝聚力的表現,也是我國具有強大凝聚力的證明,更是對我國凝聚力的進一步推動,即爲我國的後續改革與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進一步彰顯了我國強大的國家治理能力和制度生命力。

  總體上看,從改革開放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凝聚力的來源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其與持續快速的經濟發展以及民生改善(民衆的經濟效能感)聯系在一起。也就是說,經濟的發展、民生的改善,是這一時間段內我國凝聚力的主要來源。那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複雜變化,對我國凝聚力的強弱、凝聚力的來源産生了怎樣的影響?又對我國凝聚力建設有著怎樣的要求?

  在這裏,首先需要明確一個前提,即在發展環境面臨深刻複雜變化的背景下,我國更加需要強大的凝聚力作支撐。或者說,只有具備了強大的凝聚力,才能使我國沈著冷靜地應對發展環境的深刻複雜變化。因此,凝聚力建設絲毫不能懈怠,尤其是在發展環境面臨深刻複雜變化的時刻。

  在明確了這一前提之後,我們所要思考的問題是:發展環境的深刻複雜變化對我國凝聚力産生怎樣的影響。對于這一問題,筆者認爲,在當前我國發展環境的深刻複雜變化中,“高質量發展”要求的提出是最爲突出的變化,必然會對凝聚力建設産生重大而深刻的影響。雖然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了“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但是,對于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並不是此時才有的。盡管對于“高質量發展”要求形成的時間節點沒有官方定論,而且實際上也很難找出一個明確的時間節點,但是,根據我國改革與發展的實際進程,以及我國改革與發展戰略重心和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這個時間節點大致可以以黨的十八大作爲標志。

  改革開放初期,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之後我國的經濟增長便保持了“高速度”的發展態勢,特別是黨的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後,經濟發展更是進入了快車道。1992年至2010年大部分年份的GDP增長率保持在兩位數,經濟總量在全球的排名逐步提高,並于2010年成爲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相比于改革開放初期的“高速度發展”,新時代的“高質量發展”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發展環境的深刻複雜變化、凝聚力的來源有了重大改變而産生的。改革開放初期,經濟的高速度發展是凝聚力生産和再生産的重要動力。這一時期經濟發展成爲“解決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的必要保障。1979年10月4日,鄧小平同志在中央召開的關于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座談會上明確指出,“落實政策問題,就業問題,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回城市問題,這些都是社會、政治問題,主要還是從經濟角度來解決。經濟不發展,這些問題永遠不能解決”,“總之,要用經濟辦法解決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用經濟手段解決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離不開經濟的發展和經濟發展的速度。如果經濟發展了,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解決了,那麽生産關系、社會關系就會得到有效調整,人心就會平和,凝聚力自然也就得到了加強和提升。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發展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改革進入了深水區和攻堅期,社會出現了貧富分化和階層固化,依靠經濟手段解決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的局限性開始顯現。這種變化及其對凝聚力建設的影響,在客觀上要求發展策略的轉型——我們需要發展,但並不是高速度的發展,而是高質量的發展。在這裏,高質量發展並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高質量,還包括政治發展、社會發展、文化發展等的高質量,是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社會發展、文化發展等的協調統一。各領域的高質量協同發展,強調共富、共享和價值建設等三個向度的內容,以實現凝聚力建設的動力來源轉型。具體來說,就是通過共富消除貧富分化,通過共享消弭階層固化,通過價值建設克服以經濟手段解決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的局限,從而在化解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基礎上贏得民心,形成新時代強大的凝聚力。


穩定性:社會整合與價值整合


  所謂穩定性,主要指政治穩定性。政治穩定性通常指國內政治的穩定性,包括政治制度穩定、政府穩定、政策法規穩定、政治秩序穩定、政治心理穩定等內容。

  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複雜變化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發展仍然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主題,雖然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政治穩定,然而其背後也出現了一些不穩定因素。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對于政治穩定産生了正負兩方面的效應,而正負兩方面的效應又反過來加劇了我國發展環境的複雜性。

  就經濟增長的正效應而言,其推動了我國的政治制度建設,凸顯了政治制度的優勢,保證了政治大局的穩定。這可以從《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找到答案。該《決定》明確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迹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迹”,“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凸顯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多方面的顯著優勢”。

  就經濟增長的負效應而言,其産生了一些不穩定因素,主要有:貧富差距拉大,我國的基尼系數從1994年開始超過0.4,中間除了1999年低于0.4(0.397)外,一直在高位運行,這一狀況導致了貧困人群的相對剝奪感日益強烈,社會不滿情緒得不到有效纾解;縱向社會流動空間變得日益狹小,曾經是改革開放主要動力來源的社會分化出現了代際傳遞的傾向,變成了階層的固化,人們的失望情緒和挫折感不斷增加;社會總體信任水平下降,不僅增加了人們社會交往的成本,而且降低了人們的幸福感、獲得感和安全感,更影響了社會團結程度;個別地方官員貪汙腐化,不僅惡化了政治生態、社會風氣,也損害了政府和官員的形象,造成了官民關系的不和諧;個別政府在處置群體性事件時缺乏柔性手段,加劇了社會矛盾的廣度和烈度;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存在著道德危機、價值危機等方面的社會風險;等等。

  毫無疑問,如果這些不穩定因素得不到妥善處置,勢必會對我國全面深化改革進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産生十分不利的影響。正是因爲這些不穩定因素的存在,才顯示出穩定性在我國改革與發展中的重要性,使得穩定性成爲當代中國的一個重要政治議題。應當說,充分認識這些不穩定因素,是爲了更好地應對發展環境的深刻複雜變化,更好地實現社會政治的穩定。

  從總體上看,這些不穩定因素都是在改革與發展的進程中出現的,在根本上都與民衆的利益相關,因而在消解不穩定因素、實現社會政治穩定時,黨和政府一定要堅持以人民爲中心的發展思想,從維護人民群衆根本利益的角度出發;一定要清醒地認識到,雖然經濟方面的問題需要用經濟手段解決,但是,當前我們所面對的不穩定因素不單單是經濟方面的,而是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綜合,這也就意味著:發展環境的深刻複雜變化對如何實現穩定性提出了新要求。

  在筆者看來,這個新要求就是社會整合與價值整合——通過社會整合消弭社會裂痕,通過價值整合建構韌性社會和有機的社會團結。面對發展環境的深刻複雜變化,不穩定性所産生的社會裂痕以及社會脆弱性顯得尤爲突出。如果不及時采取有效措施,那麽就有可能危及穩定性。這自然就加強了社會整合和價值整合在穩定性目標中的分量。


安全度:民粹主義、逆全球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所謂安全度,其實是指我國改革與發展中的“安全”問題。安全,首先指的是國家安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2015)》第二條爲“國家安全”作了明確的界定:“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政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于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以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這就是說,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既沒有外部威脅和侵擾,又沒有內部混亂和危機的一種持續安全的客觀狀態。一般來說,總體國家安全觀包括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11種類型的安全觀。新冠肺炎疫情暴發蔓延後,習近平總書記又把“生物安全”納入了國家安全觀的範疇,國家安全觀由此擴大到12種類型。在國家安全的各種類型中,我們把政治安全看作國家安全的根本。因爲政治安全的核心是鞏固政權安全和制度安全,最根本的是維護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和執政地位、維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而這些都是國家安全的核心目標。

  對于我國而言,國家安全問題十分重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2015)》第一條就很好地說明了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保護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障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尤其是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複雜變化,面對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家安全問題更爲重要。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我們黨要鞏固執政地位,要團結帶領人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保證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

  客觀地說,發展與國家安全是一種相互促進、相互依存的關系。發展是國家安全的基礎,而國家安全保障著發展。如果沒有了發展的前提,那麽國家安全就沒有了基礎;如果沒有了國家安全的保障,那麽就不會有發展,已有的發展成果也有可能喪失。基于發展與國家安全之間的關系,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複雜變化的新形勢,對我國的國家安全提出了什麽樣的新考驗?又提出了什麽樣的新要求?

  就發展環境深刻複雜變化對我國國家安全提出的新考驗來說,主要表現爲兩種形態:一種是來自內部的民粹主義社會情緒和思潮。在我國,民粹主義還很難說是一種社會運動,但是,它作爲一種社會情緒、社會思潮,卻有許多證據。例如,在《人民論壇》開展的關于國內社會思潮的多輪年度問卷調查中,民粹主義自2011年進入前10名(第9名)以來不斷攀升,到2016年更是成爲第1名,2017年連續排名第一。即使到今天,民粹主義仍然是當前中國社會情緒的重要價值指向和象征符號。産生民粹主義社會情緒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社會上存在著分配不公等現象。

  民粹主義社會情緒對國家安全的威脅主要表現爲:它傾向于采用非理性的、極端的,甚至是報複社會的行爲方式。從表面上看,這種行爲方式可能傷害了社會;從實際上看,卻是有損于黨和政府的形象,有損于黨的執政基礎,有損于人民對黨和政府的認同和支持。需要指出的是,當前國際國內形勢不僅會給民粹主義提供動力,也會給民粹主義披上民族主義的外衣。這種情況對于國家形象來說無疑是一種威脅。

  另一種是來自外部世界,尤其是以美國、英國爲代表的逆全球化運動。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的趨勢和潮流。然而,美國、英國卻出現了逆全球化現象。美國表現得尤爲嚴重,其在采取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政策的同時,實行霸權主義外交路線,把中國當作“假想敵”,試圖通過打壓中國扭轉其政治頹勢。美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無疑會使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當前,世界因逆全球化而進入了動蕩變革期,這不僅對世界和平與發展構成威脅,也對中國的發展以及國際關系構成挑戰。這是我們必須思考並拿出對策的重大考驗。

  總之,面對發展環境的深刻複雜變化,保證我國國家安全是根本要求。當然,保證國家安全也離不開世界的和平與安全。而要達成國家安全和世界安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可以成爲合宜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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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郝宇青(華東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

來源丨人民論壇網

編輯丨肖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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