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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20-12-10浏覽:10設置

 數字經濟是以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爲核心要素,以數字技術和現代信息網絡爲支撐,通過數字産業和數字部門增長、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爲主要表現形式的新型經濟形態。在世界數字經濟競爭格局中,中美兩國是世界數字經濟規模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美國數字經濟占到其GDP總量的三分之二,數字經濟規模全球第一,中國保持全球第二大數字經濟體地位,2019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占GDP比重達36.2%,歐盟排在第三,美中歐是世界數字經濟發展的三大巨頭。全球産業鏈的數字化格局也是呈現出美國、中國和歐盟三足鼎立的空間布局。

  从外部来看,中国产业链数字化的区域网络主要集中于中日韩和东盟为主的东亚地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将对中国未来数字经济发展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对整个东亚地区数字贸易的发展带来巨大机会。从国内来看,中国的数字经济呈现出明显的城市群驱动发展的特征,集中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城市圈构成的菱形空间中。中国大国经济的显著优势之一就是拥有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内需市场。中国有14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中等收入人口有4亿,其绝对规模世界最大。数字经济是激发内需市场的重要力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以及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现代化,其中 “现代化”的含义包括产业链数字化和供应链的智能化的发展。


“新基建”破解數字經濟賦能升級的“硬核”問題


  數字經濟包括數字産業化和産業數字化兩大部分。

  數字産業化部分主要包括電子信息制造業、信息通信業、互聯網行業、軟件服務業等ICT核心産業。産業數字化部分反映的是數字産業在其他行業應用和融合的程度,包括利用數字化工具和數字化驅動升級的國民經濟産業。目前,中國的産業數字化規模占到GDP的29%,但數字産業化規模只占GDP的7.2%。作爲數字經濟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相對而言,中國數字産業化規模偏小。數字産業化的基礎設施主要依賴于固定寬帶、光纖以及移動電話等,而這些數字經濟的傳統基礎設施的滲透率已接近飽和狀態。制約中國數字産業化發展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新基建”,要依靠“新基建”加速數字經濟賦能升級。

  如何为基于信息和数字技术的产业链数字化、价值链数据化、创新链平台化和供应链智能化提供基础条件支撑?“新型基础设施”尤其是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正是瞄准面向未来的新一代信息科技变革,助推信息经济和数字经济升级,为全球产业链数字化、价值链数据化、创新链平台化和供应链智能化提供信息基础配套,催生数字经济时代的新产业、新业态与新模式。例如,相对于人均GDP 1万美元的同类国家,中国的制造业就业占比相比同类国家较低,这实际上是制造业数字化的体现,或者说人工智能替代了劳动。

  數字經濟和“新基建”的主戰場在城市群。2019年中國城鎮化率爲60.6%,而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約80%,中國城鎮化的人口未來將更多地聚集到城市群。城市群超大規模的市場爲中國的産業鏈數字化、價值鏈數據化、創新鏈平台化和供應鏈智能化提供了顯著的比較優勢。

 

把握世界數字經濟規則的主導權與話語權,破解規則“卡脖子”問題


  各國數字經濟治理實踐中已形成了數據治理、算法治理、數字市場治理和網絡生態治理等四大領域和一定的經驗共識,全球數字經濟治理話語權博弈日趨激烈。無論是産業鏈數字化、價值鏈數據化、創新鏈平台化和供應鏈智能化,還是數據的跨境流動、數字平台的跨境運營、數字産品與服務的定價與征稅,數字經濟治理和數字貿易規則中既存在各國的理念、利益與主張的明顯差異和分歧,又具有顯然的全球公共産品屬性。數字經濟是以數據要素爲核心要素,數據又是可重複使用且具有規模報酬遞增性質的資源,但數據相關的世界規則體系嚴重缺失,數據的開發、利用、定價、算法、標准與保護等深層次問題成爲全球難題。例如,2019年G20大阪峰會上的《數字經濟大阪宣言》,印度等國就認爲不符合其數據本土化主張。美國、歐盟等紛紛提出自身的數字經濟與貿易的治理理念與主張,並力推成爲國際規則,以在全球數字經濟與貿易中搶占規則主導權。

  在數據治理上,雖然中國一直積極推進個人信息保護立法與實踐個人信息保護制度不斷完善,但美歐已形成了各自的基本模式,並通過國際機制積極擴大各自的影響力。

  歐盟以《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的實施爲標志,構建了個人信息制度體系,逐漸成爲全球個人信息保護和執法中心。美國則在跨境數據自由流動規則上逐漸形成了主導權。美國奉行“長臂管轄”規則以獲取境外數據及其執法能力,尤爲典型的就是2018年通過的《澄清數據合法使用法案》(CLOUD法案)爲美國獲取他國數據掃清制度性障礙。

  美國還加緊利用數據出境的國際機制爭奪數據資源,加速數據資源流向美國。例如,越來越多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成員國(目前已有8個)加入了跨境隱私規則體系(CBPRs)體系,這是以美國爲主導的多邊數據跨境流動機制。2018年12月美國主導的《美墨加協議》顯著提高了數據跨境流動的自由程度。爲逐步掌握主導權,美國聯合部分盟國還在強化數據跨境流動安全審查及其滲透範圍,目前主要在外商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對外國形成了制約能力。

  在數據跨境流動上,歐盟也在加緊推行國際規則。以2019年5月實施的《歐盟非個人數據自由流動條例》、《歐盟非個人數據自由流動條例的實施指南》爲典型,歐盟非個人數據流動監管的規則逐步清晰明朗,彰顯自由流動、規則透明和公共安全保留的基本原則,在歐盟各成員國之間形成了單一數字市場以及數字制度的統一性和協調性,消除了數據流動的制度性障礙,並且鼓勵用戶在雲計算服務提供商之間遷移數據,加快美國等海外數據流向歐盟。歐盟主要成員國也逐漸推出了具體戰略,例如德國就開始實施“工業數據空間”計劃,推動數據開放共享。

  在算法治理、数字市场治理和网络生态治理上,总体而言各国还未形成具体模式,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美欧等大国之间既有不同的主张和政策侧重点,又面临着共同的难题和诉求。这在算法治理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智能化的实现要依赖于算法或者说计算机程序规则。美国追求算法公平,消除算法歧视,要求算法使用机构对算法结果负责;欧盟注重推动人工智能伦理框架,注重算法的可信赖性,建立算法解释权和算法影响评估机制。中国也积极引导算法向善,重视人工智能伦理和道德问题。在数字市场治理上,各国都提高了对数字平台反垄断监管的力度,包括美国的监管也由宽松转向审慎,但对具体反竞争行为的认定和措施存在分歧和差异,欧盟正积极提供一系列应对数字平台垄断的监管规则和实践方法。 中国也在不断完善数字市场反垄断规则,拥有一系列的案件实践经验。在网络生态治理上,法治成全球趋势,各国在治理虚假信息等行为上有着强烈的共识。中国倡导基于主权的网络空间治理理念,积极推进网络生态多元共治。

  在世界數字貿易規則上,大國之間的主導權競爭也日趨複雜和激烈,美國一直試圖主導世界數字貿易規則。數字企業要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源需要的不僅僅是市場,更重要的是數字經貿規則的主導權。美國首次確定“電子商務”專章(2001年美國—約旦特惠貿易協定),最早明確了數字産品的定義、關稅和非歧視待遇(2003年美智自由貿易協定),第一次提出了數據産品交易中的跨境信息流以及互聯網的訪問和使用原則(2007年韓美自由貿易協定)。近年來,美國在數字跨境流動規則、數字産品關稅等技術問題和商業問題上不斷努力。2016年7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成立數字貿易工作組(DTWG),以快速識別數字貿易壁壘,制定相應政策規則。

  全球數字經濟與數字貿易治理規則博弈正在加劇,中國作爲世界第二大數字經濟體,要重視增強數字經濟與貿易關鍵領域規則制定權和話語權,在全球數字經濟治理規則中貢獻中國方案,尤其是代表發展中國家的立場與政策。我們已對國際競爭中的關鍵技術“卡脖子”問題予以了高度重視,但絕不能忽視了國際競爭中的國際規則“卡脖子”問題。


  (殷德生系華東師範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文章根據作者在11月21日舉行的百年中銀大講堂暨第四屆中國風險投資學者論壇上的演講整理而成,經作者審訂後發表。本次論壇由上海師範大學和中國銀行上海市分行主辦,上海師範大學商學院和上海師範大學全球創新資本研究院聯合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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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殷德生(華東師範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來源丨澎湃新聞

編輯丨肖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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